张军教授讲授未来经济发展
3月14日，由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共同主办的共富善治大讲堂第十一课开讲，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军教授讲授《当前的经济形势与未来展望》课程，“浙里干部之家”平台线上教学收看量12.8万人，课程累计点赞量14.7万次。
“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越来越高的技术含量，取决于在存量经济的基础上，如何用更少的资源去创造更多的财富。”
张军教授结合统计公报解读了我国2023年的经济表现，梳理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几方面挑战，并基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和未来经济发展前景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张军教授系统深入分析了当前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梳理了经济发展的重难点问题，为我们更加准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提供了新思路。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经济：中国如何走好下一程》中，张军教授就曾提过如何理解中国经济，并剖析了中国经济上一程的终结与下一程的挑战。
以下摘编自
《大国经济：中国如何走好下一程》
有删减
理解中国经济
上一程的终结与下一程的挑战
文 / 张军
1
追赶模式和收敛模式
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已进入追赶模式的尾声，接下来我讨论几个主要指标。
1
我们主要制造品的贸易份额现在基本上都处在历史高位，而且已远远超过东亚小型开放经济体曾经达到的最高比例。现在看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份额，也已超过了日本最高的时候。
2
劳动力供给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真实工资在持续上升，而劳动力供给条件的转变其实是识别追赶模式走向终结的非常重要的指标。
3
关于投资的回报率，大量的文献都发现一个问题，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在持续恶化。最后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它从追赶阶段的每年平均实际增长3%—4%下降到现在的1%，甚至更低。
在追赶阶段，由于GDP增速接近两位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在最好的年份是4%左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为GDP的增长即实际产出的增长贡献了1/3的份额，其他则是资本形成的贡献，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到最好。看向未来，生产率的增长不可能高于过去40年的平均水平。即使未来花不菲的代价去做研发以及推动技术的创新，TFP的增长也不可能超过之前的3%、4%。但是，因为产出的增长率也在快速下降，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虽然不会超过之前的水平，其在GDP增长中贡献的份额还是会持续提升。以美国为例，假如美国GDP增长2%，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约为70%，那么全要素生产率每年增长1.4%左右，可以看到美国虽然作为科技最发达、研发投入总量巨大的国家，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也只有百分之一点几。
所以我觉得这是追赶模式和收敛模式最大的差别。在追赶模式阶段，因为可学习的东西很多，中国的技术进步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要靠大量研发才能推动一个点的经济增长，而中国作为后进国家，可以引进技术，可以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学习，可以模仿。当你有巨大的模仿空间，当你可以引进和学习别人技术的时候，你的技术进步率便可以达到3%、4%。但此时TFP在GDP中的贡献并不高，中国最好的时候也只有30%。进入收敛模式之后，我们要清醒，技术进步只会更慢而不是更快，因为只有作为后进国家可以学习和模仿先行者的时候，技术进步才会更快。所以中国如果一旦告别上一程，技术进步只会更慢而不会更快。在收敛阶段，不再有足够大的模仿空间，如果不做研发、不做驱动，那么技术进步会更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除此之外，一旦进入增长的收敛模式，中国的资本积累速度也会大幅度放慢，例如今天资本形成已经不再是中国沿海地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因为人均资本存量不断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会下降。
在收敛模式下，相对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会显著提高。另外，在收敛阶段，虽然人均收入的增长会放慢，但是社会的福利水平会显著提高。在追赶阶段，影响福利的最大因素是收入，但收入到了一定水平之后，就开始缓慢增长，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享受的其他东西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生活节奏慢一点，环境好一点，人和人之间更友善一点，社会更文明一点，这些东西开始影响我们的福利。
最后要强调的是，在经济增长进入收敛模式之后，开放国内服务业和非贸易部门变得非常重要。在这点上，日本没有做好，所以日本的经济转换就不是很顺畅。现在中国也要开放非贸易部门和服务业，比如医疗、教育、文化娱乐、金融保险等，但我们需要想清楚为什么要开放。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就业创造会开始快速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或非贸易部门。市场开放之后，中国的贸易余额会恶化，而且作为大国市场，将会永久恶化，但我们的贸易条件会显著改善。出口品的价格会上涨，而我们会因为市场规模优势享受到廉价的进口品。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谈谈怎么样走进下一程。我并不是说中国已经进入下一程，而是说，我们正接近上一程的尾声。一旦进入这个阶段，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过渡期风险的识别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这个问题上都非常不从容，通常这种转换会面临巨大的宏观波动风险。日本就是这样，它第一次面对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很久没恢复过来，到了80年代中期，美国又开始给它制造难题，也是从贸易战开始，日本作出反应，但当时因没有意识到本国经济早已告别上一程而仍然沿用上一程的政策，结果造成了国内巨大的资产泡沫和持久的需求紧缩。
所以我个人觉得过渡期最大的风险，其实是来自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中国也面临整个体制适应的问题，所有支持追赶模式的那种体制，包括政府的治理，未来都面临根本性改变。要去迎接和走进收敛阶段，首先要容忍GDP增速下降这一事实。其次要非常小心宏观管理，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出台了“四万亿”货币扩张的政策。此后不久就发现，似乎已经没办法再用之前的政策去对冲这些宏观经济拨动，我称这种现象为“货币陷阱”。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即经济很可能已经走到了追赶阶段的尾声。
阶段变了，治理思路也要转变。“扩内需”我们讲了很久，其实扩内需并不是依靠信贷，而是要开放那些在追赶阶段受到保护的行业，这才是扩内需的真正途径。在追赶阶段，扩内需主要是扩大投资的需求，而今天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下降，靠大规模的资本形成已经不适合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扩内需是要开放大多数服务业和受到保护的非贸易部门，这样才有可能释放内部需求。
另外，我个人也认为，为应对收敛阶段的到来，需要推进体制改革。比如我们现在控制风险的模式，它是在追赶阶段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但是未来在中低速增长的阶段，更需要市场主体去创新，而且资源配置会变得越来越分散化，这种情况下控制风险的模式就需要发生改变，此时沿用自上而下的办法去控制风险未必再有效。同样，官员治理的模式以及政商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最后我要简单提及中国的规模优势。
第一，中国在告别原有的追赶模式之后，在制定未来经济发展政策时都要把一个参数放进去，这个参数就是中国市场的规模。如果政策不去考虑这个因素，依然用小型开放经济体的那些政策，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问题。中国是个大国，根据发展经济学里非常重要的“万有引力”理论，即两个经济体进行贸易，贸易的流量跟两个经济体各自的规模成正比，跟这两个经济体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意味着，中国最终应该更多地跟自己做贸易，因为中国太大，且跟美国的贸易距离太远，所以将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也会下降。中国在亚洲的贸易重要性会显著提升。
第二，中国自身的贸易规模巨大，但过去是由一致对外的3000个县来推动的。未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高质量发展，显然离不开地区之间更加紧密的“贸易”。要做地区之间的贸易，有些地方就不用自己生产它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地区之间的贸易很重要。“内向贸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域一体化，对未来经济发展格外关键。在下一程，中国必须转变发展战略，发展政策和贸易战略必须让各区域从每一个独立的小块变成独立的彼此竞争的小型经济体，贸易政策必须充分发挥巨大国内市场的优势。所以未来一体化就变得非常重要，例如长三角如果不走一体化，未来它的重要性就会削弱。
第三，服务业和非贸易部门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很多小型经济体的服务业和受保护的非贸易部门，其劳动生产率很低，所以往往不开放，而越不开放，劳动生产率就越低。中国有巨大的市场规模，若开放这些部门，比如说医疗、健康保健、教育甚至娱乐文化，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依然会很高，因为市场太大了，可以容纳足够的竞争容量。
第四，中国有完备的供应链和城市群，这些都是未来在新的发展阶段要充分利用起来的固定效应，即大国效应。我们所有的政策现在依然是沿着过去追赶模式的理念在做，未来必须要有巨大的转变。
来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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